身骑白马走三关是什么方言（文化创作中的方言“加持”）

截至6月初，王赫野演唱的《大风吹》在全网播放量突破百亿，单日分享量最高达到了6000万，成为“80后”“90后”“00后”的又一“神曲”。这首歌最洗脑的部分，就是副歌：“就让这 大风吹 大风吹 一直吹/吹走我心里 那段痛 那段悲/让暴雨冲洗 风中唏嘘 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这段是用广东话演唱的，也许只有用广东话演唱才够味儿。虽然原唱是东北人，他那一口“塑料粤语”还是让许多人为之“上头”，一众跟唱仿唱、舞蹈演绎，给歌曲的流行带来持续热度。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方言的运用，已经成为文化创作中屡试不爽的加分手段。甚至对于一个平常无奇的作品，哪怕有一小段方言，竟会成为点睛之笔，甚至成就爆品。在网络带来的“泛传播”时代，特色十足的方言，正循着“越民族就越是世界的”的规律，化身为流行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硬实力”。

方言之用，由来已久

“方言是大众的母语和口头语言，源自生活和劳动，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艺术作品中融入方言元素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艺术作品采取通语中融入方言元素这种形式由来已久。比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雅言为语言基础，其中大量融入了诸多方言元素（语音的、词汇的）。”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陈蒙告诉记者。

有文化活动，就少不了方言的参与，这的确是个普遍现象。文学创作中，战国时期的《楚辞》，“皆说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元曲中，很多的方言俗语进入了作品之中；鲁迅用浙东方言进行创作，老舍“胡同文学”京味儿十足；还有赵树理的“山药蛋文学”、周立波的“茶子花文学”，孙犁的“白洋淀文学”；新时期，也有陈忠实、贾平凹的秦地小说等……都具有浓郁的地域话语特色。

音乐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除却《茉莉花》《拔根芦柴花》《走西口》《信天游》《爱拼才会赢》这些传唱全国的方言歌外，近年来“融合类”的流行歌曲不少都“大火”。在我国电影发展中，陆续出现过诸如《秋菊打官司》《一九四二》《疯狂的石头》《山河故人》等颇具分量的方言电影，张艺谋《有话好好说》里一句“安红，额（我）想你”，还把陕西话彻底喊火了。而《东北一家人》《武林外传》《装台》《山海情》等电视剧，则多运用“方言普通话”，即改造过的方言，直白通俗也容易接受，与剧作主题搭配得当，成就了观众别样的观看体验。“方言代入感极强，特别契合小人物的生活底色。尤其是在喜剧题材上，哪怕只有几句，但用它来抖包袱，就能收到‘笑’果连连。”省城影评人晓靖表示。

但方言真正得以大显身手，还离不开网络化形成的世俗化创作与共振。大量非专业的“文化素人”在网上创作，带有大量“土味”色彩，正好与方言的运用形成合流。如大行其道的网络词汇，几乎全部呈现出方言化的特点：一方面，大量的方言类短视频涌入网络平台，主打生活的“烟火气”和观点的“腔调感”，甚至能让搞笑段子连夸张都那么自然；另一方面，网络语言文字中，年轻人常玩“谐音梗”，其中“方言化”造词的现象格外明显。比如，漂酿（漂亮），腻害（厉害），内牛满面（泪流满面），就像南京等地的方言；灰机（飞机），灰常（非常），更近似闽南语的发音；还有童鞋（同学），像是广西等地的发音；帅锅（帅哥），大概源自四川；肿么（怎么），则被认为是山东枣庄等地的发音。

“在推广普通话大获成功的今天，家乡方言更显得弥足珍贵，可以缩小彼此间的距离感。而在强烈的好奇和创新意识下，网民集思广益，用方言化的造词方式创造的新鲜词汇，让网民倍感亲切。社会急速的发展变化，变革中的语言有时就会形成上述壮观而奇特的社会语用状况。这也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又表现了醒目有趣的心理特点。”有语言学专业学者这样总结。

方言输出是地方优势的外溢

《大风吹》《野狼disco》等歌曲，“秀”了一小段粤语，就可以“大火”，究其原因，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粤语区文化一直具有的强大吸粉实力。这是因为，方言的输出，是地方综合发展实力的外溢，展示的还是地方文化优势。

不可否认的是，从语言学角度看，粤语的特有发音特点，的确给了这些作品美妙的“加持”。有专家详解，在语音方面，粤语保留了中古汉语韵母的塞音韵尾和唇音韵尾，在北方方言中，这些特征早已经消失。在词汇方面，粤语保留一些古词或古义，而在北方方言中，这些古词已被废弃不用或很少用。上述特点，都使得运用粤语演唱歌曲时，语言表达能够精妙贴切，营造出悠扬深沉的古韵。“普通话只有4个音调，语调相对严肃，而粤语有9个音调，语调温和柔软，唱歌特别是唱情歌，就更能打动人；粤语韵母多，雅韵的选择多，节奏就更富变化，声调也丰富，唱起来也顺畅、婉转、动听。”青年女高音歌唱演员黎雅娇婷对记者说。

但更为重要的是，综合发展实力一直领先的珠三角地区，随着自身影响的扩大，带动了语言潮流的涌动。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一局面更为明显：当时，“时髦的粤语歌”称得上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20世纪80到9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席卷全亚洲。港产影视作品的流行，为粤语流行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以港乐体系为首的华语乐坛进入全盛时期。谭咏麟、张国荣、钟镇涛、Beyond、四大天王等音乐巨星，都是那个时代的流量担当。他们在强劲“圈粉”的同时，实际也完成了粤语文化的有效输出，对改革开放刚起步的内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方言能否走红，取决于地方实力。但在传播过程上，方言与别的地域文化一样，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很多场景中，地方文化也可成功借势方言，吸引大批新的关注，反过来为地方影响力加持。

也正是如此，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方言创作登台亮相，争夺自己的话语权。比如东北小品带火的东北话、湖南综艺节目对湖南话的传播，说唱音乐成功唱响了的成都话、西安话，这些作品在成功走进大众视野的同时，有力地为自身区域刷了一次“存在感”。

这从流行的方言“融合”歌看得更直观——歌迷们在传唱中能把“俺们那噶都是东北人”模仿得纯正，也能把东北人的爽直幽默了解个透；唱出闽南话“我身骑白马 走三关/我改换素衣 回中原”，渐渐地对台湾歌仔戏有了了解；跟着谭维维“喊得那巨灵劈华山呐/喊得那老龙出秦川呐”，忽而发现摇滚可以很“陕北”；和着冯翔“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的低吟浅唱，顿感武汉味儿的乡愁“很治愈”……一曲歌下来，说是地方文化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暗自较劲的擂台赛也不过分。

“从传播学的角度，方言会产生很强的感染力，很容易让人记住。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地方文化的传播、地方知名度的提升，都是很有益处的。”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欣人说。

不能为“方言”而“方言”

特色地域文化中，山东方言当然也不会缺席，这点在艺术创作上，也称得上突出。山东方言憨厚朴实、亲切自然，但也不乏灵动活泼、幽默风趣的腔调，运用到艺术作品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明清时期的长篇名著《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以及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都反映出山东方言的这些特点。当下，以莫言、张炜为代表的山东作家，更是采用独特的“地域声音”、别样的方言词汇和古朴的方言语法，不仅创造了个人言说风格，而且丰富了方言写作的审美传达策略，呈现出别样的原生态叙述魅力及地域特色的陌生化、民间化审美效果。近年来，电视剧《水浒传》《闯关东》《大染坊》《父母爱情》《温暖的村庄》等，巧妙地融入了山东话的口音以及表达方式，不仅不违和，特点还更鲜明，人物塑造层次丰富立体、个性鲜明生动，是艺术作品走向经典的“加分项”。

在音乐创作上，这样的例子也不鲜见。经典金曲《我的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父老乡亲》《我们是黄河泰山》《好汉歌》等歌曲的演唱者加入了山东方言的音色，突显了歌曲的质朴亲切，体现了流行艺术的民族特色。问问外省人，山东人个性啥样，十有八九会提到“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如何充分发挥方言的优势，使当前的各种文化活动增加“硬实力”，我省的创作者也正在为之。比如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就有本土音乐人，充分借助方言，推出不少“鲁味儿”歌谣。青年词作家、中国音乐家联合会音乐文学委员会委员杨萌，就有多首山东方言味道的代表作。比如《大曲阜》《嘿！济南》《济南爱情故事》等。特别是那首《济南老师儿》，在省内外传唱度极高。整首歌曲从济南特有的典型方言“老师儿”这个词切入，把济南话提升到一个高度，体现当地人的善良仗义、朴实敦厚。为了使歌曲更具济南特色，杨萌还找到了自己的师父——济南曲艺名家、北路邓派山东琴书唯一传人姚忠贤大师，从中演绎了一小段山东琴书唱词，实现了传统曲艺与现代音乐的融合碰撞。“方言是本土元素。在流行音乐、民谣中加入本土元素，相互融合、嫁接，是非常好的尝试。这就是创新，是音乐最好的生命力。”杨萌说。

当然，来自于乡土的方言，在生动鲜活的同时，也伴随着“土气”、缺乏艺术气息的天然短板，如果运用不当、为方言而方言，其土气、油滑的特性就会得到凸显。因此，方言类创作也不能一味跟风。杨萌就认为，方言等地方特色与文化接轨，一定要保证故事性、艺术性。否则，很可能俗到“不入流”，硬拗造型，最终总是难登大雅之堂。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杨争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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