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西宁12月26日电 题:一名组织部长的生命答卷——追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朱治国
新华社记者王大千
没留下一句遗言,朱治国走得突然。2022年6月11日,礼拜六上午,准备去加班的他还没走到门口,一阵心绞痛袭来。他扶墙跌倒,正在通话中的手机滑出手心,腋下的公文包也掉下来,文件材料散落一地。
朱治国(左二)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抗灾救灾一线慰问*员干部群众(2019年2月摄)。新华社发
这是青海西宁最好的季节,43岁的朱治国却在母亲和儿子的哭声中撒手诀别。
亲友流着泪将他和妻子屈敏的遗像摆在一起;微信上,人们点开红框带*徽的水墨青竹头像,留言“一路走好”,用蜡烛、祈祷、流泪的表情表达哀思;与朱治国有过联系的人,截屏保留通话记录和短信里的只言片语,借以凭吊;农村牧区许多基层干部红了眼眶连连摇头,不愿接受再也不见的噩耗。
22年工龄,25年*龄,去世时,朱治国的职务是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
人们回忆他,个头不高,走路带风,天生一张娃娃脸,谁看到都感到很亲切。
选择:把根深深扎入基层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南通西藏,西出新疆,是甘青新藏四省区交汇的中心地带,地广人稀,气候寒旱。
朱治国出生在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乡(现郭勒木德镇)政府科员。
21岁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没有留恋城市,通过考录后服从组织分配,到距离西宁市800公里以外的戈壁乡镇工作。风沙大,交通不便,吃住条件艰苦,对城里来的大学生是不小的考验。但当时的领导和同事对朱治国一致评价:不挑活儿,入户填表、农田调研、写简报、接待群众,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毫无怨言。
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师兄赵超知道,朱治国爱家乡爱工作,他是打心眼里愿意这么做。
大学时朱治国就学习好,有定力,参加辩论赛等活动总拿奖,帮同学打水、借书、辅导作业,课堂笔记更是全班传抄的“样板”。虽积极做事,生活却简朴,常穿一件深色运动外套,家在西宁也常和同学一起吃食堂,住集体宿舍。
“相处久了才懂得,是优良家风熏陶了他。”赵超说,毕业后去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母亲为了照顾瘫痪的奶奶提前退休回西宁,守在家里洗尿布好几年。
了解朱治国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心里藏着感恩的人。年少时父亲工作在外,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得到过不少周围人的照顾。一工作就跟农民和乡村干部打交道,他深知基层不易。因此,始终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公仆标准要求自己。
最初的历练映照最后的坚守。朱治国一直全身心扑在事业上,他历任格尔木市委组织部科员、郭勒木德乡*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处处长、部务委员、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等职务,在每个岗位都立足实际,担当务实。
一张被标记了很多村名的地图见证了朱治国“到基层去,多走多听”的承诺。同事们说,他立志走完青海所有的村庄。从基层*建考核到干部考察,从村“两委”报酬调整调研到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从基层换届选举到*员教育培训,只要下乡,他都翻出地图勾画标记,“全省4149个村庄,已走完一大半”。
朱治国(左)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慰问生活困难*员(2019年1月摄)。新华社发
实干:让村、社区干部有干头、有盼头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措周乡俄什加村*支部书记索南才让最近很自豪的事,是即将通过论文答辩取得本科学历。44岁的他出生在偏远牧区村落,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虽靠吃苦奋斗成为致富带头人,但文化水平低成为他学习新技术的“拦路虎”。
在青海省广阔的农村牧区,让成百上千像索南才让这样的村“两委”干部迈进校门、获得学历,成为有文化懂技术的带头人,是朱治国心心念念的“大事”。
常年研究基层*建,又分管*员教育,朱治国发现,青海4149个村32000多名“两委”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1,工作中“有想法、没办法”“有力气、没技术”的问题普遍存在,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此,朱治国展开深入调研,联合青海开放大学、市州电大骨干教学力量赴湖南“取经”,科学规划专业和课程,还制定激励报名的有效办法。他说,乡村振兴,基层班子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不到三个月,系列方案和办学规划上报省委。2019年秋天,青海“*支部书记能力提升工程”“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创新实施。
为鼓励报名,青海规定村和社区干部接受教育的5000元学费由州市县区组织部承担8,学员个人承担2,毕业后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
不到三年,青海培训基层干部35.29万人次,3000余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此项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鉴。
在青海开放大学,农牧民学员们说得最多的,除了学习和学历,还有省里在2016年到2020年间连续两次提高村、社区干部年度报酬。
这是朱治国在担任组织二处处长期间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2016年,了解到基层反映待遇低严重影响脱贫发展和组织建设的情况,朱治国马上带队开展深度调研。
现任组织二处处长苏延虎对其中过程再熟悉不过。他说,本着“再难也要把事情办好”的劲头,朱治国组织大家迅速分组下乡,寒冬缺氧季驱车几千公里来往于数百个村社察实情、听心声。
“有一次,下大雪,车出了故障,治国部长裹着军大衣徒步进村,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到路口迎接。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部长几次开口说话都被风噎住了,他嘴唇发紫,眉毛眼镜上都是霜,但双手却跟村干部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苏延虎说。
亲历了基层干部腿跑断、嘴磨破,却付出多、收入少、保障不足的实情,回来后,朱治国连日加班,牵头写报告、拟方案,经部里上报,再到省财政厅、发改委等部门沟通,仅仅两个多月,青海省村干部报酬调整方案出炉并实施。
这项工作也获得中组部肯定,青海的基层干部报酬在西北五省区名列前茅。
适逢全省村“两委”换届,这是大好事,留住了不少能人、带头人,有力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参与这项工作的年轻干部王克栋说,“不少村干部找来说感谢的话,朱部长难得一笑,说该感谢组织,还说看你们得实惠,比我自己涨工资还高兴”。
担当:思路清晰敢拍板,让人踏实
“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总说要请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没机会了。”说起去世的朱治国,陶北村*总支书记陈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宁市城北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几年时间带着村民完成老村拆迁、发展蔬菜种植和多种经营的陈俊良,自认有几根硬骨头,却在几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药都睡不着”的艰难时刻。
朱治国(左一)慰问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务镇青年路社区干部(2022年1月摄)。新华社发
2017年,村集体决定成立企业,贷款建设乡村旅游小镇,到2018年,已投资6000万元的项目却陷入“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的争议,停滞不前。
村“两委”几番沟通无果,股东丧失信心,村集体经济眼看就要被拖垮,陈俊良也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动了辞职做生意还债的心思。
“听了治国部长的话,我的心才踏实了。”陈俊良这辈子也忘不了那次通话,“听完情况,他边研究相关政策边跟我讨论,反复确认项目手续齐全、施工合规,然后坚定地说‘你走的路是对的’,还教我下一步如何具体操作。”
两个礼拜后,审核通过,项目继续推进。拨通朱治国电话,陈俊良再次听到坚定的声音:“书记加油干啊,干好了,我带人来学习。”
“这以后,陶北村加强村级阵地建设、创建‘红色物业’、落实‘三乡工程’,该怎么干,我都先听他讲一讲。”陈俊良说,旅游项目投运三年多累计营收约1500万元,解决本村及周边村镇200人就业;争取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资金成立的“红色物业”公司,继续消化剩余劳动力,近两年盈利50万元,还给村民分了红。
“对很多基层干部来说,吃苦是不怕的,怕的是困惑时找不到一个明确答案。”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生龙多年在基层,他懂老陈书记为啥对朱治国这么信任和依赖,“行还是不行、干应该怎么干都能痛快给句话。*支部书记们都认这样有办法、敢拍板的领导干部。”
愿当基石,朱治国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半夜甚至通宵,思辨性的报告、系统性的规划,综合性强的文稿,有他兜底,大家都把心放下来;
善当伯乐,朱治国把知人识人的点滴随时记录,他推荐干部,除了现实评价,还会以“如果”开头将优缺点放在岗位需求中做客观长期的考量,每次考察,全组都信服他的意见;
做好操盘手,近几年青海省*内集中教育工作,朱治国都参与谋划把关,经他亲手编发的重头文件多达上百个,编发的简报五百多期,审核修改各部门单位、干部对照检查材料数千份。很多同志说:“不同专班成员轮换,只有‘铁打’的老朱一直在,他在,上下都放心。”
严守:为人干净,做事才能坦荡
朱治国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手中的权力,一尘不染。
2004年底从格尔木市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妻子屈敏还在格尔木的电视台当播音员兼记者。异地两年,他没为妻子调动找过一个人。
姐姐朱治华回忆,屈敏热爱新闻工作却一直没等到省里媒体招考的机会,为了团聚,只能多次参加西宁市、青海省的公务员考试。格尔木到西宁800多公里,屈敏孕期挺着大肚子坐车十几个小时去面试,朱治国能做的,只有偶尔请假去车站接送一下。
2006年,屈敏考入西宁市人社局。搬家时,朱治国不愿多请假,不想麻烦别人,还在哺乳期的屈敏整理打包东西、办理离职手续,实在顾不过来,只能把孩子暂时交给也在产假中的姐姐照顾。
屈敏2013年查出癌症,朱治国把新房低价卖了去给妻子看病,没向身边人开口借钱。
姐姐1996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工作,没敢跟他提过一句想调到西宁市的话。
姑姑家的表哥马建立是一名厅级干部,他说,“治国约定的,在家称兄弟,外面称职务。自家人最清楚,他,绝不会在公家事上多说一个字。”
做朱治国的朋友也要“清心寡欲”。
约了赵超聊聊天,他却常常中途失约,“又来了急活儿,我先走”。
一起吃饭,都约在家里或小馆子,两家妻儿参加的聚会,朱治国要求绝不许带“一个外人”。
多年来,赵超从社区街道一步步干到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在街道工作超过了10年,从没指望朱治国能在个人发展方面给一丁点“帮助”。
这是朱治国生前使用过的笔记本(2022年9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占轶 摄
“老有人故意激我,你和老朱到底是不是师兄弟啊,怎么约他吃个饭你都约不出来?”
朱治国没让亲友们“沾”自己一点“光”,对部里的干部也是又严又细。干部三处张蕾11年前遴选到省委组织部,第一位领导就是朱治国。“写材料,十次有九次被当面指出逻辑、标点甚至错别字等问题”,张蕾倍感受挫想打退堂鼓,“发现我压力大,他来聊天安慰,还推荐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鼓励,严管又有温度,我打心底里服气他。”
朱治国在干部工作中最见不得“小人”。当面恭维的,打政策擦边球的,提着礼物、揣着信封来跑待遇跑项目的,背后传播小道消息的,在他这里都走不通。常跟着他下乡的年轻人都知道,为了避免有人趁他不注意往车上放东西,他上车前都要检查,当面打开,退回去。
正是这种“零污染”,成就了朱治国和他分管工作的清风正气,他带出来的干部,都敢说真话,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告别:道是无情情更浓
朱治国加班连轴转,前些年常睡办公室,一米宽的行军床,睡坏了四张。
近几年,妻子屈敏的病越来越重,母亲杨熙茹的身体每况愈下,儿子朱轶凡从初中到高中,只要凌晨四点前能忙完,朱治国也要往家赶,每天回来看一眼才能安心。
已经71岁的母亲从没跟儿子提起,他晚归的夜里,她总是睡不踏实,半夜走出卧室看门口是拖鞋还是皮鞋,如果是皮鞋,那就是他回来了,她回头还能睡一会儿。
母亲、妻子、姐姐都习惯了朱治国太忙不接电话、不回信息,除非是急事大事,一般不打扰他工作。
低调、内敛,关心都在行动上,多少深爱都放心里,这是朱治国全家的相处方式。
母亲说,养了个好儿子,娶了个好媳妇,婆媳比母女还亲,儿子儿媳感情特别好。
好景不长在。2013年屈敏确诊肺癌,朱治国倾尽所有带着妻子到处看病。他先是搜集医学书籍、论文了解病理,硬是把自己逼成半个专家,在他的照顾下,屈敏与病魔抗争了8年,成为小有名气的“抗癌使者”。
去年9月,朱治国有幸到北京参加中央*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不到一个月,屈敏病情加重,他放弃学习机会回到西宁,白天上班,晚上在医院陪护。
朱治国照顾生病的妻子(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春节前,怕影响医护人员放假,朱治国把肿瘤转移脑部、双眼失明的屈敏接回家照顾,吃饭把碗筷放在她手里,上厕所拉着手送到马桶边,还学会了打针。
回想这8年的朱治国,好多人感动落泪。他省吃俭用,网上买一件衣服穿好久,买四五百元一片的进口药却眼都不眨;他一有空回家就打扫、做饭,自己能多干一点绝不让母亲和妻子辛苦一下;姐姐朱治华至今不敢打开手机里最后一张全家福。“拍下这张照片后第三天,屈敏又住院了。那是年初五,治国终于撑不住,打电话问,姐姐能不能到医院看护两天。”
心疼弟弟,朱治华泣不成声:“即使我在,他一夜也睡不了两个小时,屈敏神志不清,只一遍遍叫朱治国。”
妻子屈敏因病去世四个月后,6月11日,朱治国也溘然而逝。朱治国发病时,母亲杨熙茹去搀扶,把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告别仪式后,从殡仪馆被直接送去了医院。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七八种慢性病,一天吃药好几把,药物副作用叠加,她经常从短暂的睡眠中惊醒。
“梦到治国了,他还在加班,盒饭太难吃,他胃疼喊妈妈……”杨熙茹流泪自语,朱治华忍不住抱着母亲痛哭。
16岁的朱轶凡帮奶奶和姑姑擦眼泪,他声音颤抖,忍着哭回忆了爸爸最后的时光:20多天紧张筹备会议,吃住都在办公室和会场;紧接着加班准备资料,带专家去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树调研;回西宁后提着行李箱直接回办公室投入工作,去世前一夜忙到凌晨两点半才回家……
“那天是周六,上午九点多,爸爸起来后没急着去加班,我看篮球赛,他还陪我坐了一会儿。”朱轶凡说,那天,最喜欢的球星拼尽全力得了43分,爸爸燃尽生命,永远停在了43岁……
6月12日,朱轶凡扶着奶奶迎接吊唁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络绎不绝。许多人情难自抑,泪如雨下。
那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朱轶凡说,遵从爸爸送别妈妈的要求,家中设鲜花灵堂,不收花圈,不烧纸,不随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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