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日关系该如何发展（解读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10月25日，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东京两地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发表视频致辞。

10月26日，为期两天的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闭幕。论坛结束后，中日双方在北京、东京两地共同举行记者发布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马子倩/摄

中日邦交正常化将在明年迎来50周年。对两个具有复杂历史纠葛和紧密现实联系的邻国来说，这是一个总结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间节点。

10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他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五十而知天命”，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重温邦交正常化的初心，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接续中日友好合作的使命，更清醒、更透彻地把握住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而更坚定、更有力地开辟下一个50年的发展前景。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认为，两国需要在前辈们努力开创的基础上，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且具有建设性发展而共同努力。

围绕“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及重塑国际合作——迈向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主题，中日近百名政界、学界、商界人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上进行了坦诚深入的讨论。双方嘉宾一致认为，中日两国应坚持开展国际合作，共克时艰，携手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青年群体在中日交流和关系发展中也应发挥更大作用。

两国民众高度认同双边关系重要性

今年以来，中日关系经受的考验不断。3月，日美举行“2+2”会谈时恶意攻击中方对外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4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福岛核废水排海，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7月，日本公布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写入“台湾地区情势稳定对日本重要”；10月，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和部分内阁成员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并在采访中谈及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计划写入发展日本自卫队对“潜在敌人”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内容。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两国人员往来交流受阻，过去一年中，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印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

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前夕，活动主办方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发布了最新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在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很好”和“相对较好”印象的比例为32.1%，与2020年（45.2%）相比下降13.1个百分点；对日本印象“相对不好”或“不好”的受访者比例，则由2020年的52.9%上升至66.1%。在日本受访者当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受访者比例高达90.9%，比去年的89.7%仍有所上升。

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认为，这样的结果在预料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日本民间自发援助中国抗疫，双方相互支持，创造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佳话，在当时形成了很好的中日关系氛围。但随着美国政府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甩锅”，部分日本民众和媒体受此影响，使得中日关系逐渐开始变调，“这让中国民众和媒体感觉到，日本的整个姿态变了”。

不过，在参与此次舆论调查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莹看来，不必对调查结果过于悲观。从日方数据中可以发现，在获取关于对方国家和两国关系信息的渠道上，在对中美日关系的整体判断方面，“有识之士”与一般民众呈现出较大差别——日方“有识之士”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他们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占比接近四成，高于一般日本民众。

积极的信号还有，两国民众受访者均非常看重中日关系发展。数据显示，70.9%的中方受访民众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66.4%的日方受访民众持同样观点。两国受访者在加强双方协调、应对地区事务及全球性挑战的原则和议题关切度上也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中日关系不应受到外界干扰

过去一年中，中美博弈的发展及扩大化，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此次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中国受访者和超过五成的日本受访者认为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有坏影响”。关于应对之道，两国公众选择最多的都是“把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促进中日合作”。过半日本受访者希望日本“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大幅超过选择“更重视美国”的比例。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长期从事对日交流工作。在他看来，从鉴真东渡到阿倍仲麻吕仰慕中国文化遣唐求学，中日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方文化互通共行，中日交流从来不看别国的脸色，也不应该受到别国的干扰。

“说到底，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来说不过是外因，内因才是中日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认为，近年来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挑战之一，还是双方面临的安全困境。

胡令远说，日本作为岛国，国家安全具有先天脆弱性，且中日之间目前缺乏战略互信。虽然中国发展海上力量是有内在逻辑的自然行为，中国也一再强调“和平发展”，但日方仍认为，作为邻国的中国令日本国家安全陷入不确定性之中，由此导致两国之间形成一种“安全困境”。胡令远认为，战略误判的代价对中日美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如果日本能在中美博弈中发挥协调作用，不仅可以舒缓、消解困扰中日两国的“安全困境”问题，也有助于双方之间建立战略互信。

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8日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时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岸田文雄也表示，双方应该通过对话管控分歧。

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在本届“北京-东京论坛”上表示，“首脑间的这场电话会谈，具有确认未来日中关系发展方向的意义，为我们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中方的发展追求的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希望日方朋友能够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妥善处理好中美日关系，发挥出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大国的作用。”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周明伟说。

开拓、做大共同利益促进合作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致辞中表示，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把握中日关系面临的机遇挑战；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打造更加成熟稳定的中日关系。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院长高原明生认为，日中双方应该认真讨论，共同为亚洲地区的未来发展描绘出蓝图，确定一个远景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高原先生讲的地区远景规划，完全可以达到。”程永华说，“如果将日本的利益、中国的利益各画两个圆，这两个圆有重叠的地方，那就是双方共同利益，我们就是要把它（共同利益）做大。”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指出，中日都是东亚合作的倡导者、推进者和获益者。后疫情时代，中日应助力东盟各国重振旅游观光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济合作，推动公共卫生、人文交流等区域合作进程。

日本财务省2020年贸易统计显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该年度日本唯一的出口增长对象国。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9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日贸易总值增长12.3%，对日出口增长8.9%。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四大贸易伙伴中，日本是唯一对华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

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解说委员室解说主管神子田章博强调，从贸易上孤立和围堵中国并不明智。他说，“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双方有责任也有能力共同维护和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影响经济全球化。中日两国心里的头等大事，应该是怎么造福本地区的人民。”

周明伟补充说，中日合作不能只依靠经贸，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应对病毒、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能源危机、新技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可以寻求合作空间。

在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发表的《北京共识》中，中日双方嘉宾均认同，应在加强中日合作、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实现自身减排的同时，通过发展绿色金融等举措，为全球减排事业作出贡献。

着眼长远推进中日青年交流

王毅在本届论坛开幕致辞中特别提到，中日双方应着眼长远，持之以恒推进青少年交流，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

垂秀夫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表示，面向未来构筑具有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继续日中间的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少年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展望后疫情时代，要积极着手重启两国青少年交流的准备工作。

中日双方重视青年参与两国关系发展，有着历史基础和现实依据。历史上，青年群体在中日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84年，受中方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随后的1985年，由500名中国青年组成的“友好之船”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垂秀夫刚刚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不久，他说，他现在还时常回想起当年参与接待工作的美好情景。

在最新发布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中，与其他年龄段相比，青年群体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也更为积极。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未来中日关系时，30.6%的中国青年（18-35岁）受访者选择的是“变好”或“相对变好”。垂秀夫也介绍说，虽然仅有约22%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但18岁到29岁日本人对华抱有好感的比重是最高的，达到了35%。在他看来，“肩负日中关系未来重任的正是这些年轻人。”

据本届“北京-东京论坛”主办方介绍，“北京-东京论坛”有意在今后纳入青年代表参与。谈到青年话题，程永华在论坛闭幕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问时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历程，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包括我在内，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曾经是青年。因此，各方应给予青年积累、历练的空间，鼓励更多青年参与讨论、提出意见，为中日两国关系改善发挥重要作用。”